恰在这时，刘仁静回到国内，并向中央代表恽代英公开表明托派观点，然后就脱离组织，自由活动去了。他回国途中，曾绕道土耳其拜见托洛茨基，除了梁干乔外，他是中国托派中受过托洛茨基接见的第二个人。托洛茨基亲自起草了中国托派“政纲”——《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反对派）》，由刘仁静带回中国。托氏还给刘起了“列尔士”假名，委他充当托氏与中国托派之间的“通讯员”。他与陈独秀关系又很密切，是中共“一大”代表，一度又是团中央负责人，俩人还一起参加共产国际等四次代表大会。他回国后，向陈独秀介绍了拜见托洛茨基的情况和托氏起草的中国托派政纲内容。陈独秀见刘仁静回来很是高兴，并请他调解“陈独秀派”与“我们的话派”的关系，陈还委托他向“总干”表示：他将公开承认大革命时期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错误，接受托派的理论和策略；提议双方共同组织“联合委员会”。所以，刘仁静出面调解为双方在尹宽家里举行了这次会谈。